高考分水岭的作用，实际上并不可虑，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，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，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

　　再过一年，恢复高考，就已经有三十年了。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资源基本上被国家包干的国度里，高考对于许许多多家庭和个人来说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生分水岭，爬过这座山，是一番人生，爬不过，又是一番人生，一般来讲，后一种人生不及前一种是明显的。
 
　　对于农村的人而言，差别就更突出，很可能是人上人和人下人之别。前几天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报道提到过甘肃农村的一个干了20多年的代课教师，就是当年的高考落榜生，每月工资200元，如果她当时考上了，今天也许就是2000元，甚至20000元，至少用不着为那区区200元而求爷爷告奶奶。

　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，而且又在“发展中”的大国，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只能是精英教育，进门，就意味着进入预备精英行列。

　　近年来高校大跃进式的发展，想在几年之内赶英超美，把大学变成非精英教育，跟美国比肩，事实上是对本来就基础薄弱的高等教育的一种损毁，将众多响应扩招的大学变成没有多少专业技术的职业技术学校。

　　既然是精英教育，高考成为应试青年的人生分水岭是自然的。在任何社会，都会存在阶层，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，各个阶层的间距会拉大。一个正常的社会，应该鼓励人们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，而不是降低大学的水平，让众多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学子，进了大学得到的报偿跟没进大学差不多。

　　高考分水岭的作用，实际上并不可虑，可虑的是全国统一高考这种看起来很公平的形式，背后隐藏着的不公平，越来越难以起到从低阶层向高阶层过渡的桥梁作用。这种不公平，随着高考制度的推行，显露出越来越大的危害。

　　首先，统一命题(自己命题的省，也是全省统一命题)，全国一盘棋，不分城乡，不分地域，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学教的内容高度一致，在这种同质化的竞赛中，农村和偏远地区只能被越拉越远，农村的考生，还没等到高考，就已经身处不平等的竞争了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由于统一命题造成的教育同质化，极大地窒息了教育的活力，所有的人只能学一种内容的知识，按一种模式考试，事实上也只好按一种模式思考，即使是高分考生，进了大学之后，其僵化的思想状态，令每个有点想法的老师都大感头痛，得要花很大力气去扳。很多聪明而且富有个性的学生，不仅在高考面前往往失败，甚至在中小学阶段，就容易因为不适应学校生活而成了弃徒。

　　其次，统一时间考试，考生一年只能有一次机会(试行的春季考试，由于参加的学校不多，档次不高，大体上等于没有)，万一发挥失常，则一年绝产。复读则成本又太高，一般人家难以承受。

　　至于一向为人诟病的高考招生的省份差异，事实上也是这种统一招生制度的产物，这个制度本身就要求分配高校向各省的招生名额，拥有比较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，必然要向自己所在地倾斜，如果所在地是首都，那么倾斜的幅度就更大，这样做的好处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　　事实上，实行了几十年的高考制度，早就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，因为它太像科举。

　　在导致教育同质化，思想禁锢，窒息创造力的方面，高考跟科举是难兄难弟。只要这种高考制度存在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，就只能是以应试为目的的给定答案、给定真理式的教育。

　　最近上海复旦和交大所做的高考招生试点改革，很是招人骂，但这种改革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，这就是把考试招生的自主权，还给高校，同时也就等于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了各个中小学，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。

　　当然，这次改革的形式还大有问题，显然，在技术层面上，面试这种形式，是无法面向全国的考生的，无法想象，各地的考生，大批地不远万里或者千里来都涌到上海来面试，再大批地返回。如果一个考生既参加上海学校的考试，又参加北京甚至广州学校的考试，那么他必须在这三个地方来回奔波。比较可行的方法是，各个学校自主出题，但考试依然由各地的考试机构统一组织，在一个时间区间内(比如暑假的一个月)举行考试，各个学校的题分成若干档次，考生考哪些学校，哪些档次，由他们自己选择，可以考好几次，一次失误马上就可以补救。而且由于各校出题五花八门，倾向各不一样，也有利于考生的个性化选择，在某些学校考不好，但在另外的学校也许就考得很好。这样做，惟一的困难就是给各个高校增加了出题和判卷的任务，其实作为高校，这理应是自己的本分，各个高校与其开一堆没用的课，做一堆谁都头疼的杂务，倒不如出题判卷，做点本分。

　　高考是一个人生的梯子，爬上这个梯子必须要用力，但是这个梯子要尽可能让那些真正的人才爬上去，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特殊个性或者偏好而掉下来。

　　近三十年了，那些难以计数的本来很优秀的高考落榜生，用他们的心酸血泪，告诉了我们这个本来近乎常识的道理。(作者张鸣，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）(声明：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